同为男人,看人家乾隆的私房钱

全球加盟网 2019-09-09

说起私房钱,大家应该不陌生,丈夫瞒着妻子悄悄藏点零花钱,这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了。普通人藏点私房钱,这没啥,但如果皇帝也要藏私房钱,这事儿听起来会不会有点不一般呢?

同为男人,看人家乾隆的私房钱

我们都知道,皇帝“富有四海”,全天下都是他的,他想要什么有什么,那他为什么还要存私房钱呢?再说到本期要讲的主人公乾隆皇帝,在这个问题上,他还不光是存点私房钱,更特别的是,他的私房钱还很有特色。他为了给自己存点钱,有时可以说是不择手段,甚至发展到为了抢人家的财产,去抄大臣的家。你看,有意思吧?更有意思的是,乾隆皇帝花钱也花得不同凡响。比如,他辛辛苦苦攒下的私房钱,最大的几笔开支都修了寺庙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是因为乾隆信佛,那你想对了一部分,这里面可大有玄机,甚至藏着一个清朝维持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秘密,今天就带着你揭开这背后的故事。

皇帝为什么要存私房钱?乾隆皇帝的私房钱又是从哪来的?

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。皇帝存私房钱这事,并不是从乾隆开始的,早在秦朝,皇帝的小金库和国库就是分开的。管理皇室内部财务的叫“少府卿”,少府是帮皇帝打理个人财产的机构,少府卿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。管理国库的叫“治粟内史”。这个“治”就是治理,“粟”就是小米,在当时是重要的口粮,“内史”是周朝遗留下来的官名,治粟内史字面上的意思是主管粮食的大臣,引申为掌管国库的官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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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朝以后的大多数时期,皇室的财产和国库的资产也都是严格分开的。为什么要分开呢?主要是为了防止皇帝的挥霍。皇帝用自己的钱,不用跟谁商量;想要动国库的钱,就需要跟掌管国库的大臣商量,甚至要跟大臣们开会讨论。记录明朝历史的《明实录》里面有这么一件事,万历皇帝有一次说私房钱不够花了,想从国库拿20万两白银贴补一下家用,结果管国库的大臣一脸不乐意,还价还到10万两,万历好说歹说又往上加了5万两,最后要了15万两。皇帝如果大肆挥霍,导致国库空虚,一旦遇上灾荒或者战争,国家就危险了,所以,皇室财产和国库资产分开,皇帝挥霍的欲望就多少可以受到大臣们的制约。而且对皇帝来说,个人财产和国库分开倒也省得麻烦,花自己的钱,不会有人在旁边啰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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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年间也是这样,不过乾隆皇帝比较有意思,他能挣会花,虽然不能伸手找国库要钱,日子照样过得滋润。那乾隆皇帝的私房钱是从哪儿来的?

说起这个问题,首先要说一个官僚机构,叫作“内务府”。你在清宫剧中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。这是清朝设的一个机构,主要负责宫廷的日常事务,也就是皇家的饮食起居,清朝皇帝的收入和支出都通过内务府。内务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为皇帝创收,主要通过两个渠道,一是官庄的地租收入,二是当铺的商业收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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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先来看官庄的地租。民间一般把官庄称为“皇庄”,就是皇家庄园。今天北京十号线上有一站叫作“海淀黄庄”,这个黄字是黄色的黄,其实原本写成皇帝的皇。海淀黄庄这一带,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一处皇家庄园,辛亥革命以后,为了反封建,就把皇帝的皇改成了黄色的黄,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海淀黄庄。其实,这些皇家庄园在清朝的官方叫法是官庄。官庄定期把收上来的地租交给皇帝,地租可以是货币,比如白银、铜钱,也可以是粮食、瓜果、蔬菜之类的农产品,这些统统都供应了皇室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,官庄的土地来自哪里?

官庄土地的第一个来源是圈地。你对这个词可能有印象,康熙初年的权臣鳌拜,有一项重要的罪名就是圈地。所谓圈地,就是清军入关以后,王公贵族圈占土地的行为。一开始,还只是圈占无主荒地,后来发展到强行圈占百姓的土地,这就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。终于在康熙八年,朝廷发布命令,禁止了圈地。圈地虽然后来是禁止了,但在禁止之前,清朝皇室自己也参与了圈地,圈来的土地就成了官庄土地的一部分,清朝皇帝的第一桶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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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来源叫作百姓“投充”。所谓投充,原本的意思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投靠旗人,给他们做家奴,寻求庇护。但清朝初期,一些汉人地主也主动带着土地去投靠旗人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当时朝廷有优惠政策,汉人地主主动带着土地投靠的,可以保留一些自留地,这些土地不用向旗人交租,于是很多汉人地主就主动投靠。你想啊,当时王公贵族们正忙着圈地,说不定哪天你家的地就被他们圈走了,你要是主动投靠,认某个旗人做主子,他就会给你提供庇护,你多少能自己留点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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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庄土地的第三个来源是抄家。如果有人犯了罪,皇帝派人去抄家,犯人家里的田产往往就被皇帝据为己有,变成了官庄的土地。比如,乾隆年间有一个大臣叫承安,他的曾祖父就是康熙年间的名臣纳兰明珠。承安就被乾隆皇帝抄了家,理由是他嗜酒成性,玩忽职守。这个罪名有点莫名其妙,承安的曾祖父纳兰明珠曾经被康熙指责说他结党营私,背着这么大的罪名都没被抄家,而承安只是爱喝酒,就被乾隆抄了家。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承安的家产非常丰厚,光土地就有四十多万亩。这是什么概念?乾隆把承安的土地据为己有以后,官庄的土地总共也不过一百多万亩,其中来自承安的土地占到了三分之一。所以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,乾隆就是眼红承安的家产,才随便找了个罪名,抄了他的家。

除了经营官庄,内务府还搞商业活动,比如开当铺。乾隆年间,内务府前后一共开了26家当铺,这些当铺有的是皇帝自己出钱开的,有的是抄家抄来的。内务府当铺的经营很有意思,负责当铺经营的都是皇帝指派的官员,而且皇帝对他们都有业绩上的要求。如果当铺的年收益率达到了八厘也就是8%以上,负责经营的官员就可以得到奖励;如果年受益率不到八厘,那么负责的官员还要自掏腰包把不足的部分给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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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务府官庄和当铺的收入,在乾隆皇帝的私房钱里其实并不占大头。官庄产生的都是农业收入,农业的赚钱效率肯定是比不上工商业的。当铺在理论上是一桩很赚钱的生意,但内务府当铺长期面临一个大问题,那就是官员向当铺借债不还。

清朝官员的合法收入并不是很高,特别是京城的官员,就更穷了,但官员的开销却很大,特别是人情往来,都是钱堆出来的,于是很多官员就找人借钱。你如果看过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,应该还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说,大量官员向国库借钱造成了国库亏空,四阿哥胤禛就和十三阿哥胤祥一起,担负起了追讨欠款的工作,结果得罪了很多官员。其实,当时官员们的债主除了国库,还有一个就是内务府的当铺。因为当铺手上有不少流动资金,时间一长,这竟然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,官员向内务府当铺借钱,到还钱的时候就从他们的俸禄里面扣。但很多官员到死也还是还不上钱,于是内务府当铺就出现了大量的坏账。内务府当铺背上了这么多坏账,就很难经营了。乾隆年间内务府就曾有官员上奏,说内务府的当铺现在除了开在黄金地段的,其他都维持不下去了。可见,对于乾隆皇帝来说,当铺并不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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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乾隆皇帝收入的大头是什么呢?主要是两块,一块来自国家财政收入,另一块来自大商人。

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,前面不是说皇帝的私房钱和国家财政收入是分开的吗,怎么国家财政收入又成了乾隆私房钱的大头了呢?其实这并不矛盾,因为清朝有一个特殊的人群,叫作内务府包衣。包衣这个词,你可能在清宫剧里经常听到,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其实啊,包衣的全称是包衣阿哈,这是一个满语词汇。“包衣”就是家里的,“阿哈”就是奴才,包衣阿哈就是家奴的意思,后来简化成了包衣。包衣是旗人家里才有的,他们要替主人做家务,还要帮主人从事各种生产劳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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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家里也是有包衣的,这些包衣都在内务府工作,称作内务府包衣。内务府包衣因为和皇帝关系比较近,如果获得皇帝的宠信,就可能获得很高的地位。比如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,他的家族之所以一度非常显赫,就是因为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做过顺治皇帝的内务府包衣,曹玺的妻子还做过康熙皇帝小时候的保姆,所以康熙和曹家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对于曹玺的儿子,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,可以说是非常信任,康熙曾经先后六次南巡,有四次都住在曹家。

皇帝对于自己最信任的内务府包衣,经常派出去做官。比如,曹寅就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,负责监制宫廷所需的丝绸制品,可以说是一个肥缺。皇帝派包衣出去做官,目的往往是让他们帮自己创收。比如关税和盐政这两项,就经常被内务府包衣把持着。为什么是关税和盐政?因为这两项历来都是国家的重要财源。关税就是货物通过税关时缴纳的费用,盐政就是国家对食盐制造和销售的管理。食盐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,盐业收入在古代长期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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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先看关税。清朝皇帝经常派出内务府包衣去担任税关的负责人,也就是税关监督。这些包衣为了讨好皇帝,上交关税收入时一般分成两部分,一部分交给户部,算作国家的财政收入;另一部分交给内务府,成了皇帝的私房钱。比如河北张家口在当时是一处贸易要地,内地和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贸易经常在这里进行,所以清朝政府就在这里设了一处税关,由乾隆派出的包衣担任监督。乾隆十二年,张家口税关上交给户部的税银是2万两,上交给内务府的税银却达到了21396两3钱,比交给户部的还多。你看,关税收入就这样流进了乾隆的荷包。

盐政收入也是一样的。举个例子,天津长芦地区历来都是重要的产盐区,今天那里还有一家国企,叫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。在乾隆年间,当地的最高盐务长官叫作长芦盐政,这个职位经常由内务府包衣担任。长芦盐政除了管理盐务,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叫作“例贡”,就是定期向皇帝进贡,一年四次,分别是过年、端午、皇上生日、太后生日。进贡的一般是一些奢侈品,比如古玩、玉器等等。例贡是一项很正式的制度,在乾隆三十六年,乾隆皇帝甚至下了一道命令给长芦盐政,规定了每年用于例贡的具体金额,11700两。你看,国家的盐政收入也充实了乾隆的小金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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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在国家财政收入上打主意,乾隆还从大商人身上赚了不少钱。这里的商人主要是盐商,因为贩卖食盐在当时是暴利,盐商很容易发展成巨商。清朝并不完全禁止商人参与食盐的运输和销售,但盐商一定要先获得朝廷的授权,所以,盐商从一开始就是依附于朝廷的,对于朝廷的各种要求也很难拒绝,对于皇帝更是要唯唯诺诺,感恩戴德,唯恐得罪了皇帝,自己的生意就保不住了。

那乾隆皇帝是怎么从盐商身上赚钱的呢?首先是盐商的“报效”,这个意思很明显,就是盐商受了皇帝的恩德,要出钱报恩。根据作者的考证,在乾隆年间,内务府几乎每年都会收到商人们的报效,淮扬地区的盐商占了其中的大头。乾隆十三年,内务府收到淮扬盐商报效的20万两白银,乾隆二十年,这个数字是80万两,到了乾隆二十二年,更是达到了100万两,数目是相当可观的。乾隆皇帝曾经六次下江南,所需的费用也经常出自盐商。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叫《大清盐商》,主人公叫汪朝宗,他的原型就是乾隆年间著名的扬州盐商江春。乾隆第四次出巡时,江春提前把扬州的江园修缮一新,招待乾隆前来游玩,赢得了乾隆的称赞。到了第五次南巡时,乾隆更是直接住进了江春家里,和江春一起闲话家常,被江春视为莫大的荣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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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这样的报效,贷款利息也是乾隆从盐商身上赚钱的重要手段。盐商不敢得罪皇帝,皇帝要借钱给他们,他们自然明白皇帝是想赚利息,就算手上不缺钱,也不敢拒绝。而且,皇帝给的贷款利率也不算特别过分,年利率一般是12%,而民间高利贷的年利率都在30%左右。刚才说的大盐商江春,就曾在乾隆三十七年向皇帝借款30万两,后来每年都会缴纳36000两白银的利息。历史学家周志初曾经做过统计,在乾隆末年,每年获得的利息大约在30万两左右,这些钱也统统流进了乾隆的荷包。

你看,乾隆赚钱的手段是很多的,内务府的官庄和当铺、财政收入的挪用、盐商的报效和贷款利息,共同撑起了乾隆皇帝的荷包。那乾隆究竟赚了多少钱呢?内务府有一个机构叫广储司,专门替皇帝负责储藏和出纳。根据广储司的记录,从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,内务府银库的总收入达到了6880万两,花出去的也不少,高达6770万两。

那乾隆的私房钱都花到哪儿了呢?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私房钱修建寺庙?这和清朝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秘诀又有什么关系?

首先,当然是吃穿住用,游山玩水。乾隆前后六次下江南,为了彰显皇家气派,那真叫花钱如流水。但接下来要给你讲一件特别具有清朝特色的事情,那就是乾隆把大量私房钱用来修建了藏传佛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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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说的藏传佛寺,就是藏传佛教的寺庙。藏传佛教是指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分支,因为它的修行者被称作喇嘛,所以又俗称喇嘛教。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派,这个教派的僧人一般都戴着黄色的帽子,所以格鲁派又被称为“黄教”。黄教后来传到蒙古,对蒙古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所以到了清朝,藏传佛教已经成为藏人和蒙古人的共同信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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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在藏传佛寺上花了多少钱呢?从现存的乾隆年间内务府账本来看,从乾隆八年到乾隆六十年,有据可查的开支有45000多笔,其中和宗教相关的开支2万多笔,占到了将近一半。根据作者的统计,乾隆年间,光是北京修建的藏传佛寺,就花了1000多万两。

比如顺治年间修建的白塔寺,乾隆八年重修并改名为永安寺,当时乾隆还专门成立了永安寺工程处。从乾隆八年到乾隆三十五年,永安寺改造工程一直持续进行,工程费达到了20多万两白银。再比如乾隆十一年,又在北海旁边兴建了阐福寺,花了14万两白银。在乾隆三十三年,为了给太后庆祝八十大寿,乾隆皇帝又在北海旁边修建了极乐世界和万佛楼,极乐世界耗费白银27万两左右,万佛楼则耗费白银110多万两。这还不包括木材的运输费,建造万佛楼所需的木材都来自热河围场,根据热河总管当时的报告,砍伐出来的木材接近14万件,从热河运到北京,运输费大概花了54万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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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北京以外,乾隆还在热河、山西等地都建了藏传佛寺。其中热河最有代表性。热河大致在今天河北、辽宁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,在清代初期本来人烟稀少,一些蒙古人在这里建牧场。雍正元年,在这里设立了热河厅。之所以取名叫热河,是因为这里有温泉流入河水,即使在冬天寒冷的时候,河水也不会结冰,所以取名叫热河。后来在雍正十一年,政府又把热河厅改名为承德州,“承德”的意思就是承受祖先的恩德,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就建在这里。

可能会有人觉得,避暑山庄就是皇帝度假的地方嘛,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清朝皇帝除了到热河度假,还在这里建了不少藏传佛寺。我在前面曾经说过,乾隆皇帝光在北京修建藏传佛寺就花了1000多万两白银,那么在热河又花了多少呢?正好差不多一半,500多万两。今天你如果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,还可以看到很多藏传佛寺,比如普宁寺、普乐寺等等,这些寺庙合称“承德外八庙”,很多都是西藏建筑风格,非常显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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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这里,你可能要问了,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私房钱来修建藏传佛寺呢?他老人家为了赚钱,都不惜挪用国家财政收入了,怎么在修建佛寺的问题上又大方起来了呢?其实,这个问题里面藏着很深的道理,清朝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原因,就和这个问题有关。

乾隆用私房钱来修建藏传佛寺,这首先当然是因为,乾隆自己的确是藏传佛教的信徒,他曾经拜藏传佛教的章嘉活佛为上师,随他一起修行密宗。而且,清朝的官方档案里还留下了这样的记载:乾隆皇帝在平定金川地区的叛乱后,处死了叛乱的十三名领袖,用他们的骨头制成了密宗的法器,供奉在宫内的佛堂之中。甚至乾隆皇帝的陵墓也就是裕陵地宫中,还可以看到近百种藏文陀罗尼咒。陀罗尼咒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封印,“陀罗尼”就是让善法不散失、恶法不作祟的意思。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,确实有真心实意的成分。可惜,目前没有什么记录乾隆内心活动的资料,我无法对此作出考证,但从佛教徒的一般动机来看,乾隆很可能认为,只有用自己的钱来修建藏传佛寺,功德才会回向给他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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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乾隆皇帝修建藏传佛寺,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持大一统国家的稳定。前面我说过,藏传佛教在清朝已经成为藏人和蒙古人的共同信仰,乾隆修建藏传佛寺,就是为了利用宗教来维护中央王朝与西藏、蒙古的关系。乾隆皇帝在北京、热河地区修建的佛寺,大多都是西藏的建筑风格,他还邀请了大批藏传佛教的喇嘛进驻这些佛寺,定期举办法事。藏传佛教的高僧前来北京朝拜时,经常居住在热河的佛寺,这样中央政府就大大拉近了和西藏上层人士的感情。

比如在乾隆四十四年,恰逢乾隆七十大寿,六世班禅就率领了两千多人,从扎什伦布寺启程,前往北京朝拜祝贺。乾隆就模仿扎什伦布寺的外观,提前在热河建造了须弥福寿寺,专供六世班禅居住。六世班禅在京期间,还在雍和宫等地讲经说法。六世班禅的北京之行,加强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区的政治联系。乾隆通过建藏传佛寺,达到了拉拢西藏、稳定西南边疆的目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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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重要的是,藏传佛寺的修建还笼络了蒙古的王公贵族。北京是清朝的都城,热河则是蒙古和内地之间的交通枢纽,乾隆在北京到热河一带修建藏传佛寺,这就吸引了很多蒙古王公前来拜佛,增强了内地和蒙古的精神联系。尤其是热河地区的普陀宗乘之庙,因为外形完全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,号称“小布达拉宫”。对蒙古王公来说,拉萨远在天边,热河却近在眼前。在明朝,热河地区是防范蒙古的前线,也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隔离地带;在清朝,这里却成为蒙古王公心目中拜佛朝圣的目的地,也成为内地和蒙古之间和睦相处的象征。

乾隆的这种做法,客观上还削弱了蒙古的经济实力。他修建藏传佛寺,邀请了很多喇嘛长期住在寺里,但拨给喇嘛的生活费用却很少,甚至少于八旗官兵。而且有很多喇嘛根本没有编制,也就领不到生活费。那喇嘛靠谁来养呢?靠蒙古王公的布施。乾隆的这种做法,客观上消耗了蒙古人的财力,降低了他们反叛的可能性。在清朝,位于内地和蒙古之间的热河,驻防军费却非常少,甚至少于江南地区的驻防军费。可见,修建佛寺虽然花了很多钱,但其实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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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修建佛寺的行为背后有这种政治考虑,那乾隆为什么不用国家财政资金来建呢?这背后可能还吸取了元、明两代的教训。

皇帝修建藏传佛寺,这种行为也不是清代特有的,在清代以前,元、明两代也曾修建过藏传佛寺。元世祖忽必烈将著名的喇嘛八思巴奉为帝师,并修建了大乾元寺和龙光华严寺。从此,藏传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,修建藏传佛寺的风气,一直到元代灭亡前夕都没有中断。明代从太祖朱元璋开始,就非常推崇藏传佛教。朱元璋曾经将两名喇嘛任命为全国最高僧官,管辖全国佛教,包括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,北京再度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中心。明宣宗朱瞻基曾在北京大量供养喇嘛,为此还专门修建了大觉寺。明朝皇帝里最推崇藏传佛教的是明武宗朱厚照,他甚至自封为藏传佛教的法王,还修建了大护国保安寺、镇国寺等佛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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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明两代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,除了他们的个人信仰,也同样存在安抚边疆地区的考虑,不过,元明两代修建佛寺花的都是国家财政资金,这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。《元史》里面就说,元代修建佛寺导致“朝廷未尚有一日之储”,就是根本存不下钱来。明代中后期经常出现财政危机,也和皇帝修建佛寺、供养喇嘛有一定的关系。乾隆皇帝也大建佛寺,但并没有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,因为他动用的不是国库的钱,而是自己的私房钱。乾隆的这种行为背后,反映出清朝皇帝的一个特殊政治功能,那就是他充当了联合不同族群的纽带。清朝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,叫作“多元一体”,具体说,就是在清朝统治的这片土地上,汉人、满人、蒙古人、藏人以及西北穆斯林共同生活在一起。使他们能够联合在一起的,除了中央政府,还有作为精神偶像的皇帝本人。

现在可以说,清朝其实是在用两套逻辑治理一个多民族国家:一套是政府的行政逻辑,也就是中央政府与各地地方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;另一套是皇帝所代表的精神力量。清朝皇帝对不同的族群,扮演着不同的角色:对满人和蒙古人,他是大汗;对汉人,他是信奉程朱理学的圣君;对藏人,他是文殊菩萨转世;对西北穆斯林,他是伊斯兰信仰的保护者。清朝皇帝代表的精神力量,成为联结各民族的重要纽带,清朝多元一体的版图能够延续下来,和这种精神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